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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化应提倡人的权利属地化政府主导模式遭诟病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23:07 阅读: 来源:皮草厂家

城镇化应提倡人的权利属地化政府主导模式遭诟病

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近期终于落地,“人”的城镇化被提到了显要地位。  何为“人”的城镇化?当前国内社会各界众说纷纭。3月29日下午,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 “绿地西南十周年发布会暨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及展望论坛”上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,“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,是人的权利‘属地化’,包括人的经济、政治等4项权利,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。”

此外,按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西南城镇化调研报告,截至2012年末,重庆、贵州、云南与广西城镇化率分别为56.9%、36.4%、39.3%和43.5%。除了重庆之外,其他三个省(区)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  鉴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还不高,在未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成为重点的形势下,选择正确的模式尤为重要。专家建议,应警惕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。  一些与会专家及企业高层强调,在当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形势下,市场必须切实提到与政府平等的地位,让作为市场真正主体的企业与政府充分互动,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高城市规划水平,产城融合精细化及公共资源的均等化等配套需求也要及时落地。  注重人的权利“属地化”  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,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,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,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,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。 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,中西部地区成为焦点之一,尤其是西南地区。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、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表示,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,刚刚进入加速期,因此,选择一个正确的城镇化模式,不仅对全国城镇化的发展,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,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,西南地区过去外出打工的一些居民已有了钱,随着当地城镇化、工业化发展,这部分人正在回流,也是真正的刚需购买力,西南的几个一、二线城市会成为发展的重点,但要防止局部风险。  西南地区新型城镇化该如何破局?杨宜勇表示,“近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强调,这是人的城镇化,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,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,是人的权利‘属地化’,包括人的经济、政治等4项权利,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。”  杨宜勇举例说,现在很多农民工虽然进城,其经济权利在城市,但其选举权、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及其他基本权利均在农村,如果这些权利不能在所生活的城市“属地化”,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。对于新型城镇化提到的拟推出居住证制度,在杨宜勇看来,这应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,对于那些农业转移人口来说,他们仍是半个城里人。  杨宜勇表示,“目前很多地方是赶农民进城,建农民城,失地农民就在农民城里,它和城市是两张皮,这个问题怎么办?答案是要尊重人选择的权利。”  实际上,早在2007年,成渝两地就被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全国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。按照相关文件表述,这两个成渝试验区的初衷是为了破解城乡之间的根本性矛盾,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之路。时至今日,成渝两地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,包括户籍改革等。  政府主导城镇化模式遇阻  前不久,曾有媒体总结了分布在东、中、西部的十大“鬼城”,加上近期杭州、秦皇岛等地楼市的降价潮,令人们惶恐不安。  对此,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黄燕芬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专访时指出,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产业没有及时跟上,单兵突进。  黄燕芬表示,在那些所谓的“鬼城”里,房地产业发展过于迅猛,但隐藏在这一背后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强大推力,特别是在卖地上不遗余力。实际上,这也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。  对于这种模式,倪鹏飞表示,有些地方政府处在一个中心位置,它试图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城镇化,政府掌握了从家庭征收的土地,向市场出售,取得土地资金,然后提供公共服务。由于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参与市场,就有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。  “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。征地时,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,为促进经济发展,可能把商用用地价格提得很高,工业用地价格压得很低。在建设基础设施时,它可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。”倪鹏飞补充解释说,这就导致了人口城镇化、土地城镇化、人地、产业与人口城镇化、空间结构、城市体系等多方面的失衡。  对于不同于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,倪鹏飞表示,“主要是三大机制,包括市场运作机制、政府与市场结合运作机制 (资金筹措机制、土地占补机制、生态补偿机制、成本分担机制、红利分享机制)、政府调节机制。机制就是政府引导,市场主导,市场决定,企业运作,社会参与。”  产城融合须走“精细化”道路  “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,但城镇化也不可能离开房地产。如经济转型要开发工业用地,旅游产业要发展,要开发旅游地产。”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,西南事业部董事长、总经理孙志文表示,“房地产和城镇化,尤其是新型城镇化,不仅仅相辅相成,还是有机融合、共同推进、必不可少的两个核心。”  如今,随着各地频频曝出城镇化问题,产城融合似乎成为当下解决“城市病”以及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一剂良方。  在贾康看来,对于产城融合,在国土规划、辖区规划方面,需要通盘考虑。如果在一个辖区内,既有产业,又有居民,又有城市发展,这时就需要在通盘条件下讨论产城问题。  目前,各地面临的显著问题是城市规划“朝令夕改”,上一届政府实施的规划还没完全落地,下一届政府往往推倒重来,导致产业重复上马,资源浪费。  贾康指出,除了政府在产城融合上责无旁贷之外,企业尤其是一线企业应该主动与政府互动,提出建设性的意见,让规划框架有一定的水准和可持续性。  “以前是政府说了算,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,而现在凸显了市场这个要素。政府的意识要转变。”孙志文表示。  杨宜勇表示,产城融合要做到精细化。产城融合还需要政府和企业融合,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,企业唱戏。“比如,新加坡最大国企淡马锡集团在成都做了创新城,在天津有生态城,在吉林建了食品城。”这些都是较好的案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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